父亲的羊皮大衣，母亲的羊皮袄。我的父亲生于1913年，这一生充满了艰辛与磨难。年轻时的第一次婚姻，妻子樊妈在生产时不幸感染月子病，那个年代医疗条件差，最终失去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悲惨的经历让父亲孤身一人，整日辛劳为生计奔波。他靠体力工作维持家庭的生计，生活非常艰苦。

要想理解过去的人们行路的艰险，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尽管1939年开始修建的渝公路，但当时的路况极其恶劣，泥泞不堪，往往要绕很远的路。贫苦的劳动者出外打工、运盐、谋生，鲜有人走宽敞的大路，他们无奈只能选择穿越龙泉山间那些狭窄的小道，这些路不仅艰辛还充满了风险。从简阳、金堂、乐至三县交界的小道去成都，得步行两整天。第一天需清早出发，翻越高山，消耗体力，待天黑只能找到山泉边搭个简易的栖息处；第二天继续前行，才能到达目的地。父亲年复一年地走这条危险的路，常常在农闲时去川西的田地帮人打谷，回家挑着重货出发，再将盐巴带回家，肩上的担子沉重，毫无避风头的日子让他常年饱受风霜和劳累。

相较于父亲，母亲的一生则更加艰难，历尽了无数苦痛。这些往事多是听母亲自己讲述，还有她远房舅舅、舅母亲口对我讲的家庭故事。母亲姓王，家中仅有一个亲姐妹。外婆年轻时改嫁，婚姻也不顺，后来的生活更加困窘。早逝的丈夫让她的生活更为艰难，唯一的居所也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先后经历了两次火灾，乡里流传着迷信说法，认为是飞鸟造成的。我从未相信这些。我一直觉得，是因为外婆一人抚养两个孩子而引来的恶意。两场大火几乎毁灭了母亲的全部，外婆最终在一个寒冷的冬季死去，而年幼的母亲和她的妹妹就此成为孤儿。

在那动乱的岁月里，姐妹俩忍受着生活的不堪。后来陪伴她长大的妹妹未能逃过六十年代的饥荒，也离世了，母亲成了仅余的孤独。因为母亲的娘家人少且缺乏支持，长年依靠亲戚的帮助。虽然这些亲戚不是血缘至亲，但因为心疼她的苦境，始终把她视作自己的家人；也正是他们将母亲年轻时的艰辛故事逐渐传递给了我。

为了生存，裹小脚的母亲很早就成了童养媳，受尽了旧社会的荼毒与磨难。在严苛的封建规矩下，她失去了自主和尊严，作为童养媳只能默默地在旁伺候。家庭里的男子和长辈们优先用餐，女人只能捡剩下的食物来果腹，甚至有时不得不空着肚子去劳作。即便是在艰难的情况下，公婆也时常为难她，孤掌难鸣的她只得忍耐。母亲常向我倾诉她一件伤心往事：有一天，她因干活太久而饥肠辘辘，偷摘了一根黄瓜解馋，却见公婆走来，害怕遭到责打，便匆忙将黄瓜的剩下部分埋在泥土里。

那时村里有个地主，名叫张外喜，农民要想租种他的田地，必须无偿为他家劳动。为了能租到几亩地，母亲的家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张家，凉水洗衣更是成为一项常见的重担。尤其是寒冬，手在冰凉的水中浸泡，让她的双手开裂，也不敢向任何人诉说自己的苦。解放后，当年欺压乡邻的地主张外喜被小孩用麻绳绑住，游街示众，也算是对他过去罪孽的惩罚。

母亲的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过活，裹小脚让她更加胆小和顺从。第一次婚姻后的种种变故，让她不得不在保护自己的同时抚养三个孩子，到了无力支撑的地步。最终，因邻里的撮合，她与命运相似的父亲组建了新家庭。成婚时，父亲已近四十，母亲三十一岁，之后我出生，1962年又添了妹妹。中年得子本应是值得欣慰的时刻，但那时的生活仍然缺乏物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邻里间常常互借粮食来维持生计。

我幼年时家中拮据，母亲生下我时仅向邻居王大娘借了两个鸡蛋来补养身体。我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吵得邻里不安，母亲唯有深夜带着我走到野外的竹林中，在冷冷的月光下，一边安抚我，一边忍不住流下眼泪。冬天的寒冷如同考验，村里的衣物单薄，人人只有简单的粗布衫，缺少棉花来保暖。羊皮大衣更是乡里人奢望，价格昂贵且难以获得。

到了1972年，我应征入伍，前往海拔超过四千米的西藏日喀则当边防兵，身处冰天雪地之中，我总是心系着在家乡受寒的父母。1977年冬天归乡探亲时，我从拉萨的百货公司带回来一顶毛毡帽和在部队配发的毛皮鞋，父亲摸着厚厚的皮毛，满是羡慕地坦言他的心愿就是能拥有一件羊皮大衣来御寒。父亲的不由自言令我铭记于心。

1978年元月结束假期后，我向各方打听，最终在连队的炊事班那里购得四张高品质的羊皮。在经过半个月的精心鞣制后，这些羊皮变得柔软厚实，温暖性也大大提升。考虑到路途遥远不便携带，我托一位熟悉的战友将羊皮装箱回到家乡。父亲收到后，隔天就踏着艰难的山路去乐至县找外甥蒋通礼裁缝制作他的羊皮大衣。在国家布票限制下，父亲四处借布票，终于如愿以偿，缝制出一件长款羊皮大衣，而母亲则为他剩下的羊皮制做了另一件衣物。